李世培：中央特科里的父亲李一氓

作者：李世培

在我父亲李一氓的生涯中，他曾于1928年至1932年间担任上海特科的一员。在此期间，我的母亲毛一民默默支持并掩护他的地下活动。因此，对于央视播出的《红色堡垒》，我自有一份天生的亲近感，观看时总是全神贯注、认真投入。《红色堡垒》正式播出之前，央视的采编团队还特地来到天津对我进行了专访。

毛一民女士，李世培的母亲，于1965年在天津出生。当时，她担任天津市政协的常委职务（信息来源于李世培）。

苏维埃代代会

1930年5月，中共中央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决议，在上海举办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由全国总工会主导。在会议召开前，中央作出决定，由我父亲李一氓担任该会议场所的主人。因此，我们全家临时迁至该处居住。当时，决定让不久前自苏联归国的赵毅敏与李一超（亦名李坤泰），他既是父亲的弟弟，也是我的姑姑，共同居住于此，形成一个临时的家庭，以掩护会议的顺利进行。本次会议的代表人数约为50人。红军代表由各军派出两人，中共中央的代表包括向忠发与李立三，同时还有全总、团中央、左联等组织的代表参加。

2008年6月，央视社会与法制频道（CCTV-12）推出的纪录片《医院的秘密》在《谍海揭密》栏目中与观众见面。该纪录片内容聚焦于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神秘面纱。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是，参与会议的病人均为代表们精心假扮。此外，纪录片深入讲述了特科人员宋再生，他作为潜伏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表面上积极搜寻会议地点并追捕与会者，实则运用拖延战术，以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出生于浙江诸暨，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入党初期，系由陈赓同志负责单线联络。

中央特科自成立之初便下设四个科室：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负责铲除叛徒）以及无线电通讯科。这样的组织架构使得特科分工细致，各科室职责分明，各尽其职，互不重叠，采用单线联系，内外协作互补，从而确保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顺利进行。

父李一氓，30年代居沪。

1928年11月，我诞生于上海市，有幸成为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见证者之一。时至今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参与者与目睹者均已相继离世，而在这个世界上，我独自一人成为了唯一的生还者。

在会议召开期间，与我父亲结为兄妹的李一超，亦即李坤泰，实则便是那位享誉全国的杰出女性英雄、赵一曼烈士。

赵一曼（1905-1936）四川宜宾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冬天从苏联回国，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团政委时被捕，入狱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时年仅31岁，真是令人惋惜与敬佩。

2013年清明时节，央视纪录频道（CCTV-9）隆重推出了四位女性领域的杰出代表，她们分别是：赵一曼、江竹筠（亦称江姐）、陈铁军、秋瑾。无疑，央视纪录频道挑选这四位巾帼英雄进行专题报道，是恰如其分的。然而，若能进一步拓宽视野，将杨开慧、刘胡兰等类似的女杰纳入同一系列纪录片中，以丰富教育内容，则更显完备。

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明确宣布：中国抗日战争不是八年（即从1937的卢沟桥七·七事变开始），而应该是十四年。（即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今后一切宣传、报刊、教科书都应该以此为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感到非常的欣慰，认为这个决定是非常英明正确客观公正的。因为从此以后，历史将认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到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他们的领导人及烈士们，如杨靖宇、赵一曼、李兆麟、周保中等也同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及烈士们一样享有同等的荣誉与待遇。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史是中国人民的血泪史抗争史，我们应该世世代代永远的铭记在心，绝对不允许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将中国的一寸土地分割出去。

龙潭三杰

龙潭三杰，所指乃上海中央特科内三位核心骨干。龙潭，寓意着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其环境险恶，宛如龙潭虎穴，危机四伏。

这三位骨干人物分别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他们为守护中共中央的安全立下了赫赫战功。

李克农（1899-1962），安徽巢湖人士，一位从秘密战线上走出的开国上将，他荣获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级解放军勋章。他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要职，并在军队与政府中担任重要角色，被选为党的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他堪称党的隐蔽战线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

钱壮飞，字潮，1896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堪称中共情报史上一段传奇。不幸的是，他于1935年长征途中英勇牺牲。

胡底（1905-1935），亦称胡百昌，系安徽舒城县人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因对张国焘的领导产生异议，不幸被举报至张国焘面前，最终惨遭秘密处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政部追认其为革命烈士。李克农与胡底的家属李一氓先生曾联袂前往胡底家中进行慰问。

1929年12月，中央机关作出决定，组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的特别工作小组，并直接由中央特科进行领导。李克农被任命为小组组长，他潜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与陈赓保持着单线联系。

李克农起初踏入无线电管理局，担纲新闻广播编辑之职。凭借卓越的工作表现，他得到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青睐，进而被提拔为电务股长，从而掌握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的考核与登记大权。1930年初，徐恩曾采纳了李克农与钱壮飞的建议，于南京创立了“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等掩护机构。钱壮飞负责南京的日常运营，并晋升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在天津，设立“长城通讯社”，由胡底负责打理。而上海则以无线电管理局为据点，由李克农亲自掌舵。对于这种布局，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表现出极大的满意。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从上海到武汉，再去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本应立即返回上海报告，但他却在武汉不走。随行的特科人员董健吾只好自己先回上海报告。4月下旬顾顺章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武汉的某舞台表演魔术时，被一个叫尤崇新的叛徒发现后，立即报告到国民党特务机关。顾被捕后立即叛变，声称自己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愿戴罪立功。并表示，必须尽快见到蒋介石才能全盘交代，否则不谈。

国民党武汉行营为求彰显功绩，于4月25日夜晚连发数份绝密电文，火急向南京国民党特务头目徐恩曾汇报。恰逢当日为星期六，徐恩曾恰巧不在南京，值班者唯有钱壮飞。钱壮飞察觉事态可能严重，遂利用复制的密码本进行解读。他查阅电文后，不禁震惊万分，原来顾顺章已叛变投敌，他掌握了上海中央特科众多机密，包括中央领导人的住所及中央机关的布局等详情。

随即，他即刻派遣女婿刘杞夫前往上海与李克农会面。李克农亦深知形势紧迫，亟需迅速找到陈赓并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果断决策，迅速组织中共中央机关、共产国际代表机构以及党中央领导层成员，争分夺秒地实施转移。中央机关转移完毕后，李克农再次运用暗语，通过电报紧急通知天津的胡底，要求其尽快撤离。

徐恩曾火速抵达上海，夜以继日地部署大量巡警，并与英法租界巡捕房携手，展开了一场全市规模的搜捕行动。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见人去楼空，一无所获。这一情况让蒋介石怒不可遏。

由于这次斗争的影响重大，特别小组贡献突出，被周恩来称赞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为“龙潭三杰”。文革中，毛泽东明确表态：李克农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我们中央的不少成员，包括周恩来都不会存在了。

必须客观地指出，在顾顺章投敌叛变之后，上海党中央机关以及上海中央特科得以保全，钱壮飞功不可没。遗憾的是，钱壮飞于1935年长征途中英勇牺牲，他的离去实在太过仓促。

龙潭三杰，实乃历史对其英勇与才华的至高赞誉，其名号当之无愧。

相反，顾顺章，这个罪恶昭彰的叛徒，在投敌后，自以为有功而恣意妄为，恶行不悛。在他被揭露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结党营私后，于1935年遭到枪决，最终落得了一个可耻的下场。

铲除叛徒

叛徒白鑫早在1929年8月便秘密投靠了国民党特务机构。身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他曾在中央军委担任秘书一职，并曾接受彭湃、杨殷的指导。然而，他背叛了彭湃和杨殷。在彭湃、杨殷被捕之后，白鑫便逃往南京。

彭、杨二人同为广东籍，恰巧当时有一位特科成员亦来自广东，他是一位医生，名叫柯麟。基于这样的地缘关系，他们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因此，白鑫也有幸结识了这位柯医生。

那时，我家与柯麟先生同居于一座三层楼高的宅邸。底层是家洗染店，二层则是柯麟先生的居所，而我家则占据了顶层。如此一来，白鑫亦能得知柯麟先生的住址。

一日，白鑫向柯麟拨通了电话，告知他从南京返抵，将前来家中拜访。柯麟随即告知父亲李一氓，李一氓表示此事需上报周恩来，并迅速收到周总理的回复，指示柯麟邀请白鑫至家中。约定时间将至，李一氓从楼上远眺，发现楼外有几人似乎正准备采取行动。然而，等待许久，约定时间已过，白鑫仍未现身。当晚，李一氓收到周恩来的一封来信，信封中附有五十元现金，要求李一氓即刻搬离住所。

白鑫深知在国内已无法立足，国民党当局决定将他送往海外。于是，他再次从南京抵达上海，筹备出国事宜，暂居于上海市党部CC特务头目范争波的寓所，位于霞飞路与浦石路交界的和合坊。11月11日晚，即他启程出海的前夕，范争波家门口，行动队的同志将其处决，成功实现了清除叛徒的目标。

柯麟随即收到了通知，要求他于当晚离开上海。然而，当次日英、法巡捕房的差役前来逮捕他时，却扑了个空。正是得益于中央特科的巧妙安排，不仅成功清除了革命的叛徒，同时亦守护了同志们的安全。

彭湃烈士（又名彭汉育）（1896-1929）。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8月被叛徒白鑫出卖，在上海英勇就义。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彭湃烈士育有一子，名彭士禄。新中国成立之初，即1951年，彭士禄成为首批赴苏联深造的学生之一。学成归国后，他投身于核潜艇的研制事业，成为该领域的重要奠基人。

伍豪事件

伍豪即周恩来。

在天津觉悟社投身青年运动的青年周恩来，与一群志趣相投的友人共同决定，采用代号而非真实姓名进行交流。在那个时期，周恩来以“伍号”自称，而邓颖超则被称作“壹号”。由于“伍豪”与“伍号”谐音，很快在党内高层中传开，人们都知道“伍豪”即是周恩来的代号，二者已融为一体。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时报》《申报》和《时事新报》忽然刊出：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

彼时，周恩来同志已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以伍豪之名发布的脱党声明，显然是敌人企图通过散布谣言、恶意中伤的手段，挑拨离间，蒙蔽那些对真相尚不明晰的同志。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澄清。经过集思广益，我们决定由潘汉年同志出面，聘请了一位法国律师巴和，代周少山同志发布一则启事。该启事于1932年3月4日在《申报》上公开发表。

这份公告并非以伍豪之名发布，而是署名为周少山。此外，明确指出伍豪仅为周少山的笔名。当时启事的内容就已充分证实，所谓的伍豪启事实为敌方所伪造。

周恩来已告别上海，对李一氓及潘汉年等人所行之事一无所知，此后亦无人向他透露此事。

文化大革命时南开大学红卫兵从报刊上查到伍豪启事这一事件，并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中写了一个从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到1932年2月的大事记交给中央，以说明情况。1968年毛泽东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文中提到的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特科成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一直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大汉奸的统战、策反工作，解放后任中共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务。1955年4月 被捕，1977年4月14日含冤病逝，1982年8月平反昭雪。

潘汉年及夫人董慧

鉴于职业上的交集，父亲李一氓与潘汉年的交往颇为频繁。伍豪事件的处置便是其中一个例证。

父亲与潘汉年先生于1926年的大革命年代结识。次年，父亲受命前往江西瑞金，这一行径正是潘汉年先生为其精心筹划的。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了。毛泽东要父亲做他的私人代表，带着他的亲笔信以及朱德、刘伯承的信去四川做军阀刘湘的工作，就是靠潘汉年的帮忙才与刘湘取得了联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我的父亲李一氓成功脱险。他历经皖、桂、湘、粤等省份，最终抵达香港，在那里得到了潘汉年、廖承志等人的关照。在香港期间，他连续撰写了六份电报，向中央汇报了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这六份电报，至今仍被视为研究皖南事变最为详实、可信的历史文献。

在香港期间，潘汉年曾陪同其父拜访澳门，以探望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尊敬夫人。进入四月中旬，潘汉年与其父一同离港，目的地为上海。

那一年，1984年，父亲因疾卧床，与之相邻病房的是廖承志的胞姐廖梦醒。在回忆香港的往昔及提及潘汉年时，他们均对潘汉年的遭遇深表遗憾。父亲遂即兴吟咏一首诗篇，以寄寓对逝去友人的深切怀念之情。

寻旧梦满香江，邻病榻欢长。

京华逝，潘郎魂断湘江。

永不消逝的电波

李强（1905-1996） 自制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电台。1929年底在香港九龙制造了第二部电台。从而实现了香港与上海特科的无线电通信联系。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从此以后，各地的地下工作都配置了电台，极大地方便了各地的地下工作者与上海中央的通讯联络。

1931年顾顺章叛变以后，党派李强经过哈尔滨去苏联学习，他所在的学校名称是“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现在改名为“莫斯科电信与信息技术大学”。他在莫斯科学习成绩优异，发明了“发信菱形天线”〈又名李强公式〉，在苏联无线电界引起了轰动。被苏联政府提升为研究员，是当时苏联七名无线电专家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与骄傲。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就回国参加抗战。1952年，毛泽东点名要他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兼中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从此以后，就在外贸部门担任要职。

1952年10月，我踏上苏联的土地，开启了求学生涯。我所在的学校是赫赫有名的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同样，在列宁格勒，也坐落着另一所著名的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在与我国教师交流的过程中，他们热情地向我分享了关于李强同学在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尤其是他发明的“李强公式”，这不仅是学校的骄傲，更是我们民族的荣光。他们对我国留学生勤奋好学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

李一氓育有两位儿子，长子李世滨（右侧人物）与次子李世培。1956年，他们在莫斯科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彼时，李世滨服务于外交部，而李世培则正在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深造（照片由李世培提供）。

李强是位革命家，又是一名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无线电专家），也是一名经济贸易专家。他在艰苦条件下，危险环境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一部描绘我国党地下工作者英勇事迹的影片标题。

一是军台，主要负责延安党中央与各解放区之间的无线电通讯联络；二是党台，负责与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亦称蒋管区）的地下党组织进行无线通讯。我有幸被分配至党台工作。自1945年9月起，直至1949年7月，我在此岗位上一共工作了五年。

党台工作的特性在于，工作时间往往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对方信号的强度较弱，这是由于他们受到限制，无法拥有大功率的电台。对方的工作频率并不固定，最关键的是必须迅速行动，尽量缩短对方的工作时长，从而确保他们的安全。这便要求从事党台工作的同志具备敏锐的听觉和视觉，以及敏捷的思维反应。在执行任务时，必须全神贯注，排除一切杂念。这种专注与精神状态对我未来的工作与学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中，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问世。观影后，我才深刻领悟到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多么险恶的环境中，与延安总部进行无线电通讯的艰辛。回想起自1945年9月至1949年7月，我在中央军委三局总台以及中共中央社会部度过的时光，与那些未曾谋面的同志们在深夜里通过无线电通讯交流的点点滴滴，我深感荣幸与自豪。

《永不消逝的电波》系上海电影制片厂精心制作。影片中的主角李侠，由知名演员孙道临倾情演绎，其角色原型即为历史人物李白。

李白（又名李华初），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浏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红军总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1937年党中央派李白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并安置秘密电台。1948年12月30日被捕。1949年5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真是令人非常的惋惜与敬佩。

为永恒缅怀李白烈士，其塑像于2008年8月1日在总参通信兵部落成。与之同时揭幕的，还有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角色的原型——于树昌的塑像。这部《英雄儿女》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精心制作的。

1946年，我亲身经历了一件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的事件。那日，中央军委三局副局长王子纲要亲自邀请我，一同参与编制密码。当时，我的职责是无线电报务员，对密码编制一无所知。回顾当时，密码编制的过程看似简单。然而，我坚信，这种编制方式毫无规律可循，即便是最先进的解码机器或是解码界的顶尖高手，也无法将其破解。

北伐军攻克南昌城后，一群政治工作人员纷纷合影留念，其中后排左侧第二位正是总政治部秘书长李一氓。

李一氓与上海地下

1928年至1932年的五年时间，父亲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成员。上海的特科工作非常重要，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除了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之外的另一条战线，即隐蔽战线，是保卫党中央、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及领导机关的核心力量。周恩来是这支核心力量的领导，此外，陈云、聂荣臻、陈赓、“龙潭三杰”、李强等则是这支核心力量的骨干。当然还有众多的无名英雄。

在这五年光景里，风华正茂的父亲不仅投身于特科的实际工作中，更未曾虚掷光阴，浪费青春。他全力以赴，勤勤恳恳，凭借自己旺盛的精力、年轻的活力和卓越的才华，为上海的地下党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李一氓，新四军秘书长。

译马列著作

父亲笔耕不辍，撰写并翻译了众多作品。其中，《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宣言》于1928年11月发表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共产国际纲领》亦于1929年4月在该杂志亮相，其译作篇幅长达四万五千字。《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传》于1929年由江南书店出版发行。《马克思论文选译》则在1930年由社会科学研究会推出，此书的序言收录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引论》。《土地问题材料》一文发表于1930年6月的《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父亲翻译此材料的初衷，是为了为当时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提供借鉴。《世界经济与经济政策》一书亦于1930年问世。

此外，尚有《资本论》以及1905年至1907年间所著的《俄国革命史》，还有《苏联与和平》以及《尼亚林及其著作》等译作。

通过这些翻译工作，父亲实现了多重效益：不仅提升了英语能力，还获得了必要的生活开支；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作助力他传播共产主义理念，进而深化了对共产国际及国际运动的理解。他严谨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与方法，为分析世界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

父亲在上海特科工作这五年间，还创办过两本小杂志，一本名为《流沙》，一本名为《巴尔底山》。通过杂志让当时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发表文章、诗歌等，表达对大革命失败后，关于自己应该走什么道路的思考，进而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李一氓、袁国平、粟裕、陈毅、王集成、周恩来、邓子恢、项英。

在上海的五年地下生涯，对父亲的一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那个充满危险与挑战的特科工作中，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翻译马列著作的历程，为他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经济学及国际关系学的深入研究，则使他在经济领域及解放后的外交工作中游刃有余。

李一氓1984年在书房工作。

结束语

上海中央特科虽仅存世八年（1927年11月至1935年10月），但其播下的红色种子已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历时十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以及三年的解放战争期间，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铸就了不朽的辉煌功绩。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作者留影

2018年2月 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