懋功会师险生巨变：五位曾“站错队”的红军将领，后来怎样？

长征途中，红军两大主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本被视为革命征途上的关键胜利。然而，这场期待已久的胜利会师，却险些演变为一场毁灭性的内部政治分裂。

毛泽东曾将这段经历称为自己“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原因在于，会师之后，红军不仅面临生死存亡的战略抉择，更有几位曾与毛泽东并肩作战的高级将领，因巨大压力或判断失误，在关键时刻“站错了队”，偏离了中央的北上战略。

这究竟是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暴？这些一度“站错队”的将领，后来的人生轨迹又走向何方？

喜悦背后的暗流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终于抵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彼时，表面气氛充满了革命同志的喜悦。

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与中央红军会师时，李先念回忆“没有任何争吵”，还主动提供了补给。然而，这种喜悦并未持续太久。

会师时，中央红军仅剩一万余人，而红四方面军则拥有八万兵力。兵力上的巨大悬殊，迅速成为了政治博弈的焦点。

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权力欲望开始膨胀。他不仅公开反对中央红军的北上战略方针，还向中央索要更高的权力。

他渴望担任军委主席，尽管中央为维护团结最终同意他担任红军总政委，但其野心与中央的战略分歧已然显露。

抵达毛儿盖后，张国焘再次停止不前，质疑遵义会议的合法性，并要求中央任命其麾下干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等重要职务。

中央为大局着想，在1935年8月的沙窝会议上再次做出了妥协。但张国焘仍以各种借口拖延北上，导致战机延误，内部危机持续升级。

草地上的决裂瞬间

为了打破僵局，红一、四方面军正式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原本计划两路军齐头并进，共同北上。

其中，右路军包含红四方面军第4、30军以及原中央红军第1、3军团，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

左路军则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并编入了原中央红军的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改编而来的红32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

右路军迅速行动，歼敌并成功打开了北进甘南的通道。然而，左路军的张国焘却迟迟不前，用“河水不降”等理由不断拖延行军。

他甚至曾指示秘书，当原中央红军第五军团团长董振堂尝试证明河水可行时，对其秘书辱骂并掌掴。这种强硬态度，预示着更大的危机。

1935年9月8日，张国焘绕过中央，直接电令右路军南下，彻底暴露了他的分裂意图。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及时发现并向中央汇报了这份电报。

面对迫在眉睫的红军内战风险，毛泽东与中央在9月9日紧急作出决定，率领中央红军单独北上。这一果断抉择，避免了红军内部的武装冲突，但也造成了两大主力在物理上的分裂。

忠诚的大考验

红军部队在草地上的物理分离，伴随着张国焘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动作。1935年9月13日，张国焘在左路军内部召开了阿坝会议。

会上，他要求朱德总司令与毛泽东划清界限。然而，朱德总司令坚决抵制，重申南下没有出路，并表示：“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毛泽东，你可以把我劈两半，但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到了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会议上更是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并指名要求原中央红军的高级干部当众表态支持。这无疑是一场对革命忠诚的极端考验。

那五位特殊将领

在这场特殊的政治考验中，有五位高级将领，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他们的选择和表现受到了历史的关注。

罗炳辉，1897年生于云南，1929年起义加入红军，战功卓著。懋功会师后，他曾发言支持张国焘的意见，并率部随南下。

百丈关失利后，罗炳辉对张国焘的态度有所不满，产生了悔意。在卓木碉会议上，他更是出言激烈，表达了内心的挣扎。到达陕北后，罗炳辉向中央进行了深刻检讨，并被中央信任。他后来担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山东军区副司令等要职。罗炳辉于1946年因病逝世，年仅49岁。他被评价为“正派耿直”，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很可能被授予大将军衔。

何长工，1900年生于湖南华容，是秋收起义的元老，也是毛泽东的老部下和信任之人。遵义会议后，他担任红九军团政委。

懋功会师后，何长工被张国焘撤销了政委职务。在卓木碉会议上，他在压力之下没能顶住，发言支持了张国焘的路线。他也拒绝了其他同志带队伍找中央的提议。到达陕北后，何长工也进行了检讨，中央接受了他的诚恳态度。此后，他基本告别了军队一线指挥岗位，转而从事教育和军工等幕后工作，担任副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重工业部、地质部副部长，并在军政大学工作。1980年，何长工当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7年病逝，享年87岁。他晚年自省，认为当年的选择是“主观错误”。

李卓然，1899年生于湖南湘潭。他早年曾留法、留苏，担任过毛泽东办公室主任，并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

懋功会师之后，尤其是在卓木碉会议上，李卓然承认自己“犯了糊涂”，站在了张国焘一边。后来，他甚至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西路军失败后，李卓然回到延安。他此后也基本告别了一线军旅生涯，转而从事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宣部部长。李卓然于1989年病逝，享年90岁。

邵式平，1900年生于江西弋阳，是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的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与方志敏齐名。他的革命资历和早期地位都非常高。

懋功会师后，邵式平跟随张国焘南下。在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上，他曾两次发言，明确支持张国焘的南下路线。然而，他的选择并未影响中央对他的信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点名邵式平，让他担任新中国首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为江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于1965年病逝，享年65岁。

萧克，1907年生于湖南嘉禾，资历深厚，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战功显赫。1936年，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再次尝试拉拢，萧克未能完全识破其意图。

在此期间，萧克受其蛊惑，发表了一些不当言论。事后，他对此深感后悔，并将这段经历记录在了自己的回忆录中，称之为自己“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深刻的教训”。1955年，萧克被授予上将军衔，这次“站错队”的经历，或多或少被认为与他后来的军衔评定有所关联。

与这些将领形成对比的是，朱德和徐向前等人在历史关头的坚定或明智。徐向前当时关心的是“赶紧走，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要命第一”，他不愿看到红军内部发生内战。在得知中央北上后，他制止了“红军打红军”的悲剧。这都凸显了在特殊时期，政治立场和战略眼光的重要性。

结语

长征中的草地分兵，无疑是红军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页。它深刻揭示了革命道路的复杂性与危险性。

即便在最坚定的革命队伍内部，也可能面临路线与忠诚的严峻考验。然而，正是这场危机，极大地磨砺了党的领导核心。

它也让那些一度迷失方向的革命者，在承认并修正错误后，重新找回了方向。罗炳辉的英勇牺牲，何长工和李卓然的转身，邵式平的奉献。

以及萧克的深刻反思，都证明了共产党人自我纠错的强大生命力。这场惊险的裂变，最终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1936年10月9日甘肃会宁的胜利会师而告终。

它不仅标志着张国焘分裂路线的彻底失败，更为中国革命的未来指明了更清晰的方向。这成为一部关于信念、抉择与救赎的史诗。